摘要：正确认识、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废除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制度，并不会导致大批人口和劳动力盲目涌入城镇，造成城镇不堪重负，形成城市病。 ...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努力实现全国范围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有遗产税，富人更多的钱会用于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利于人们接受共同富裕的理念，也利于鼓励年青一代勤劳致富、科学经营，而不是食利心态。现在政府对个人财产掌握不清楚，对财产申报是否属实也缺乏鉴定。
要防止富人将财产转移到国外，对外投资等应通过相关法律严格登记很多国家遗产税政策不断变化，都是根据时局而做调整，所以中国不能照搬他人，应根据自己发展的过程具体分析。据 《羊城晚报》日前透露的消息，2011年11月16日，美国近140名富豪请求国会向他们多征税。丁芸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从财产税完善的角度看，遗产税是财产税的重要一环。美国现行税法对超过免税额的遗产实行累进税率，共12级，最低边际税率为18％，最高边际税率为40％，现在美国正考虑把最高边际税率调高到45％。
中国税务学会常务理事、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税收研究所所长丁芸则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需要健全财产申报制度，政府只有了解了财产情况才能进行遗产税征收，财产价值的评估能力也需要增强。2013年1月14日，日本决定提高遗产税的最高边际税率，超过6亿日元为55％。因此，地方政府必然会想方设法寻求新的收入来源，扩大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最好办法就是以地生财。
《安徽省集体建设用地有偿使用和使用权流转试行办法》第七条及第十四条都对集体建设用地的使用设定了一些条件。(二)改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增加地方政府财力通过财政收支划分的规范化和法治化，地方政府可以获得较为稳定的财政权力。房地产市场的价格除了对房地产市场上的供求双方有较大影响外还直接导致了财富的转移。在征地过程中，地方政府常常将从农民手中低成本征用过来的土地以高价出让给开发商。
当前，程序性失权是征地权滥用的关键所在。[7]地方政府为了快速破解财政困境，增加财力，纷纷转向了依靠土地财政的发展模式，使得土地财政发展模式的诸多负效应愈加凸显。
[8](三)改革现行土地制度和土地征收制度，减少地方政府利用土地创收热情应当引起高度重视的是，地方政府在拥有了财权、充实了财力之后，如果现行土地制度和土地征收制度没有改革，地方政府仍然会有创收的动力和热情。下列数据从另外一个角度证实了上述结论：2008年全国的土地收入为1.0375万亿元，拆迁、补助农民的费用支出为3778亿元。二是生产、消费领域分配不公，这将长期制约国家经济增长。因此，对地方政府而言，土地就是它们的摇钱树，其对土地开发利用的唯一目的就是筹集财政收入以完成中央政府交付的任务。
此外，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入市操作也必须受到相应的法律制度规范。分税制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提高两个比重，即财政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在财政总收入中的比重。经济业绩考核的主要标准是当地GDP增长水平及财政收入上缴额度。可见，农民的收入明显偏低。
在目前的收入分配格局下，地方政府的任务显得太过沉重，财政支出已经无法维持正常运转。由于急于将土地从农民手中征用过来，地方政府在征收农地的过程中常常采用简单粗暴的手段征用农民土地，以致造成大量农民失地、失业、失权，出现了所谓的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农民，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面对财权上收，事权下放的格局，地方政府开始想方设法广挖财源，最终将目光盯在土地上。造成我国耕地面积日益减少的原因主要是：非农建设占用、生态退耕、农业结构调整和灾害损毁4个方面。
如果不是公益用地而是经营性用地，则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可以享有同国家一样的权利，即拥有将自己所有的土地进行市场化处置的权利。另一方面，明确农民的权利主体地位，通过立法明确农民才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向非农业用途转让土地的主体。笔者认为，改革现行土地制度与土地征收制度的基本思路是：区分土地的用途，看该项土地是否属于公益用地，如果是公益用地则采取国家征收的方式。从上述法律规定来看，我国的土地所有权实行的是所谓的城乡分治二元制度，即城市市区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国家，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所有权属于集体。一方面，房地产市场不可能总是顺风顺水。地方政府为了彰显政绩，产生了扩大投资规模、加强招商引资力度等强烈动机，常常通过土地开发来经营城市和发展经济。
1994年我国实施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整体财政收入的比重大大增加，地方政府所占比重则大大下降。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降低并非意味着事权的减少，上级政府对事权的推诿导致地方政府的事务更加繁杂。
在我国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进程中，城市对土地的需求量大大增加，仅靠城市的国有土地存量显然已经不能满足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居民住房的需求。土地出让金及土地税费产生的同时意味着很大一部分农用地使用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因此，解决土地财政除了通过立法赋予其一定的财权之外，还需要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才能使其财政资金相应充裕并基本能够应付地方政府事务。粗略来算，政府花1块钱从农民那里买来土地，从城镇居民拆迁中获得土地，转手卖给地产商，可以获得3块钱收益。
同时，城市的扩张发展反过来又为地方政府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作出了贡献。但是拥有稳定的财政权力并不等于拥有了充足的财政资金，换句话说，有财权并不等于就拥有了财力。分税制是从减少改革阻力和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积极性出发而不是按照税种本身属性来进行划分的，不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事实上，省级以下政府负责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支持或几乎所有的公共服务。
征地的前提条件——为了公共利益常常被各地政府抛诸脑后，因为为了公共利益征地对地方政府而言是根本无利可图的。我国实行的是二元土地所有权结构，地方政府进行建设时必须将农村集体土地通过征用转换成国有土地。
前文已经述及，以土地为中心形成的财政收入是巨大的，且最重要的，是土地收入中很大一部分是完全由地方政府自己掌控的。也就是说，农民所得的补偿是以该土地的农用价值为标准来计算的，以这种标准计算出的补偿额非常低。
三、土地财政的治理对策(一)完善财政收支制度，合理配置中央和地方财政权限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是税种划分格局不合理。社会财富更多地参与了投机而不是投资。
土地在为地方政府汲取大量财政收入的同时，也引发不少负面效应，治理土地财政问题，应着力完善财政收支制度，合理配置财政权限，改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改革现行土地制度减少地方政府利用土地创收的热情。[2]二、形成土地财政的原因(一)分税制使得地方政府陷入财政资金短缺的困境我国现行的财政管理体制为分税制。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行为主要是围绕土地而展开的，笔者把地方政府的这种行为称为土地财政。首先，应对公共利益进行清晰界定，以防止地方政府假借公共利益之名，行经营获利之实。
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应当落实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的农用地转用指标。所谓国家严格控制是指国家对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应制定严格的限制条件和审批程序。
资金更多地投入到了房地产业而不是其他产业。为了筹集到更多的财政资金，地方政府更愿意为了非公共利益而去征收土地。
一方面，应在国家严格控制的基础上，制定允许农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的制度。[9]必须强调的是，即使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进行征地，也必须给予农民足额的补偿。
